疫情下开房车穿越大半个中国,我只想告诉观
“没钱了，没有人会为你的理想埋单。”
一个月的房车路演后，导演唐晓白才开始面对真正残酷的问题。
最近两天是她最沮丧的时刻——影片在视频网站上线了，意味着没有影院会继续排片，大家也要开始算账了。片子的宣发费用本来就少得可怜，这趟路演全是唐晓白个人筹措的资金。她打算把北京的办公室退租，再将办公室的家具和设备都挂上二手交易平台卖了。
这本是一场自救之旅。她导演的电影在4月30日上映10天后，票房只有多万。唐晓白坐不住了，她决定自救，带着电影去寻找观众和票房。
〓导演唐晓白
在原计划中，这是一次为期30天的行走——5月9日，唐晓白一行五人，租了辆长5米、宽2米的房车。他们从北京出发，想要在中国地图上画一个“V”字，告诉大家，电影还在。过去一个月，他们一天做两三次核酸，与行程码赛跑；一半时间里，五个人要挤在一辆房车上过夜；经常因为各种不确定因素耽误行程，最后蓬头垢面跑去影城见观众。
他们去到了22个大大小小的城市，办了60场观影会，见到了无数观众和落满了灰的电影院。唐晓白记得，有的影院里，海报都是前两年的旧片；还有的影院，他们刚走，工作人员就把全部灯都关掉了，只留大厅几块比较暗的灯箱，为了省电。很多观众告诉她，这是自己两年多来第一次进电影院。甘肃兰州的一场观影会，人的票只卖出去一半。影城经理说，有的单位好几个月也发不出工资，你还让他们看电影？意识到自己珍爱的电影，在更多人看来只是一件多余的奢侈品，甚至还不及手机里的短视频，唐晓白心里一阵寒凉。
30天过后，票房数字从一个月前的万涨到了万。而唐晓白则发现，自己回不去家了。她的家就在北京三里屯天堂酒吧米外，从风险点位图看来，“周围插满了小红旗”。于是，她索性去了不在计划内的太原做观影会，开着房车继续行走。
以下是唐晓白的讲述——
“我要见到观众”
这两年电影行业太难了。前两天朋友圈同行们都在转中国政府网列出的特困行业，电影行业就在其中。我也转发了，配文“特困行业特困户，请多关照”。
这次我们的电影《出拳吧，妈妈》原本计划在4月30日公映。
4月29日晚上9点，北京关停影院的文件下来，但我们排片已经排出去了，第二天一早就要首映。如果要撤片，得去找主管部门走流程审批。眼看放五一假了，大晚上的，我能给谁打电话？不可能撤档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
这部电影从筹备到上映，经历了许多坎坷——年开始筹备，因为主演受伤，直到年才补拍完，当年11月做好后期，本打算在年春天上映，就赶上了疫情。年是以主旋律影片为主的一年，我们就这样一直等到了年。投资方压力很大，觉得必须要上了，结果又赶上了关停影院。
电影的官微在3月8日发了一个概念海报后，就一直等着定档。4月定档了，开始筹划路演，结果上海出疫情了，北京也不断出现阳性病例。一般路演都得出几十人的团队，有明星参加，这么多人一起跨省出行，一旦行程码出了问题，谁来承担责任？所以，凭借过往经验，大家都觉得路演没法做了。
但片子上映几天后，票房很不理想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要见到观众，也要告诉大家，电影还在。
讨论后，我们决定一行五人，租房车走，这样最灵活方便，万一被劝返了也还能动。我们走得很急，只带了电影相关的物料，比如拍摄器材和易拉宝之类，还准备了几箱泡面，已经占了房车大部分空间，我们说好每个人只能带一个箱子，上路了才发现很多生活用品都没带。
〓唐晓白和她的团队。
从北京出来，我们原本想去北方的一些二三线城市路演。但当地朋友都劝我们别去，因为从北京来的，怕下不了高速。
那就先往南方去，从江浙出发。第一站我们选的南京，到当地需要隔离三天，这已经是最友善的政策了。时间和路线是精打细算好的，我们在路上特地开得比较慢，在服务区度过了一晚，到南京已经过了两天，再居家隔离三天，然后做两天活动，加起来刚好七天。
不过，在南京酒店隔离那三天，我特别抓狂——那时片子已经上映十多天了，票房不理想，中间一段时间的宣传完全空白，我也没有把握能最终见到观众。本来觉得还好行程码没什么事，突然我家所在的社区开始给我打电话，南京这边也各种查问，我只能一遍遍解释我们都是绿码，也没去过中高风险。每天花大量时间去解释这些，就会不停焦虑，生怕可能因为一个问题就办不了了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。
5月9日离开北京时，我没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。直到5月13日晚上，我们完成了南京第一场观影会，我才编辑了条长文发出来，对外说起这件事。因为见到观众，心里踏实了。
大家还是爱电影的
南京第一场观影会，电影结束，灯光亮起。我一个人上台，面对观众，真是感觉恍如隔世。我们没有主持人，没有通告单，全体主创就四个人，其他人在下面充当临时摄影和摄像，完全不是过去的路演模式。我拿着麦克风上台，感觉特别魔幻。
〓电影结束，灯光亮起，唐晓白再次见到观众感觉恍如隔世。
这是4月27日北京观影会后，我第一次见到观众。这时候，片子已经上映两周，这两周本应是导演活动最密集的时候，而我根本动不了——先是不能去办公室上班了，然后电影院也都关了，再经历房车奔波，隔离三天，才终于在影院见到观众。
上台后，我给大家深深鞠了一躬，抬起头时，哭了。观众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激动，我给大家讲了我们一路过来的经历，说他们是我见到的第一批观众。大家开始鼓掌，特别温暖。
南京的影院其实就三月关过一阵，但观众看到我们也很意外——这个时期居然还有剧组会来。很多观众说，自己是两年多来第一次进电影院，一路走下来，这么说的观众特别多。
疫情可能已经改变了大家的观影意愿和习惯。现在很多电影院需要有核酸才能进，做核酸又往往需要排队，看电影不像吃饭那么必要，不是刚需，如果要付出这么高的时间成本，很多人也就不愿意进电影院了。所以我真的很珍惜现在能在影院见到的观众。
这个（观众少）可能跟整体氛围也有关。有一场重庆的观影会，我一进去商场，还以为走错了，很多店铺门上都挂着大锁，咖啡厅的椅子都扣在桌上，还有的店看起来已经倒闭了，满地垃圾都没收。整个商场没几个人。我们6月9日要去兰州办观影会，我当天看，人的座票只卖出去了一半。影城经理跟我同事说，有的单位好几个月也发不出工资，“电影不是必需品了，没有精神食粮一说，优先肚子”。
不过即使是这样，我们也一定要去。之前在陕西汉中那样的下沉城市感受到了太多热情——当地媒体热心帮忙组织观众，文联、作协、电影家协会的主席都来了，恨不得文化界集体出动。电影放映结束，我一进场，大家都举着荧光棒欢迎；结束后，围着我们签名、合影。不管票房怎么样，我们都得去一趟，我得回应买了票的观众，也想听到这些城市观众对电影的真实看法。既然出来了，这个机会也挺不容易的。
〓电影结束后，观众亮起了荧光棒。
我能感受到，来影院的观众是需要电影的。在西北一座城市的观影会中，一个十几岁的小朋友提问，为什么影片里会有很多飞机的声音，是专门设计的吗？我觉得太有意思了，还能问这种挺专业的问题。跟当地人聊了我才知道，正因为当地文化活动少，影迷的小组织反而黏性很强，大家都很珍惜这类观影活动，会口口相传，讨论会延续到活动结束后一段时间。
〓观影会上，小朋友们会积极互动、提问。
以前我们大多在北上广这类大城市做宣传，路演都是宣发公司安排好，给我们出个通告。到了地方，他们联系专业观影团，付费请他们帮忙招募观众。真正跑了这么多中小城市，对于我，一个导演来说，获得的对电影的理解，以及跟观众直接的沟通，都是从前没有过的经验。
这趟行程下来，其实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路上。房车要限速，在高速上每小时不能超过90公里。前半个月我们几乎是睡房车上的。我们从北京出来，前14天行程码都带星，住酒店特别麻烦，干脆住车里方便些。遇到要停留两天的城市，会找个连锁酒店住，方便大家洗澡洗衣服，休整一下。
因为生活用品没带够，我是在到了深圳后，才跑去商场买了把梳子和两套衣服，之前每次出镜采访时只能用手把头发抓顺了。带的几身衣服我都扔进脏衣堆了，中途没办法，又捞起来继续穿。路上吃饭不方便，服务区的饭又贵又难吃，我们有时会在早上出发前买好午饭。一路颠簸，为了防止食物洒出来，就用大力胶把餐盒粘在桌子上。
〓一行人蹲在路边吃饭。
我们每天都得做核酸，有时甚至一天两三次。离开一座城市时，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到底要不要核酸，就都先做了再说。反正得保证手机里永远是绿码，随时都有核酸报告。
〓有时候，他们一天做两三次核酸。
这一路上我们都在和核酸有效期限、行程码赛跑。去杭州时，我们查过，从江苏去浙江只需要报备，每天做一次核酸，再填写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区的承诺书就可以，结果到了高速卡口，我们被拦下了。下车先做核酸，捅了嗓子，又捅了鼻子，左鼻子捅完捅右鼻子。做完核酸，“啪”一下，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黄码。黄码就没法出行了，到哪都得被隔离。
我急了，问到底什么情况。又和对方交涉了四个小时，码终于变绿了。
离开泉州去广州那天，我们一边开夜路，一边盯着时间，一过夜里十二点，大家的行程码都摘星了。那一刻，车里一片欢呼，跟世界杯进球了似的。
〓唐晓白一个月以来的行程码。
路上总有些不确定因素。有一次，按照我们预留的时间，到影城还能休整一两个小时，可最后变成了一路狂奔——衣服也没换，蓬头垢面就进了影厅，还晚了半个小时。那是一个亲子场，学校老师主动联系组织的。也是因为老师的协调，孩子们看完电影都没有走，我们一进影厅，孩子们开始欢呼，挺感动的。如果一般的路演，迟到这么长时间，早没人了。
这一路下来，我们看到许多没看到的风景，做了几十场观影会。每次映后和观众聊天，都很鲜活。过去在北京、上海，我们聊镜头语言，聊戏剧冲突。现在，除了电影，我们也聊彼此的生活，特别鲜活、淳朴。之前，我们聊的更多是艺术相关高大上的东西，见到基层观众，我才知道，电影要在情感上跟他们产生共情，就会获得喜欢，很朴素。
我是个女导演，片子主打女性内容，讲的是单亲妈妈的故事，创作初心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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